二、传播

由于银耳营养丰富，且具有药用之效，一经培育成功，便迅速推广、传播。至少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前，县北涪阳、陈河一带即已普遍种植。

据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五月涪阳鄢家沟娃娃岩耳农组织耳山会所立会碑（今俗称“银耳碑”）载，此地木耳“前色黑，丙申（1896年）俱白，丁酉尤甚”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五月《韩曹二地重积栮山会碑序》载：涪阳韩公坪、曹村沟一带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以前就成立了耳山会，是年以“白耳广出”（广出：方言，即大面积丰收）而扩建耳山会。

又据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涪阳火石岭屈家祠所立石碑则记载了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“佃大坟茔白耳树及排山得百余金”以更新屈氏宗祠。

这些都说明涪阳、陈河等乡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普遍大量种植银耳。不仅如此，银耳生产法还迅速传到县外。

据文献记载，清光绪末年传入万源县，至迟在民国十年已传入南江县。

民国二十一年《万源县志·食货门》记：“白耳始于清光绪末由四区刘家坝开办，渐及关坝，今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各区皆产。”

民国十一年《南江县志.物产》记：“近年附城一带复产银耳，产额蒸蒸日上，倘能逐渐推广，其利未可量也。”

又据民国期刊《实业》：“银耳自近年始有出品，行销上海。”

银耳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，曾引起民国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的关注。民国三十六年十月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第四卷第二、三、四期合刊载赵斌《通江的银耳》一文，对通江的银耳产地进行了粗略的统计：“查通江产耳的地区，可分东北两路，即今第三、四两区。先是北路第三区所属之陈家坝、新场坝沿小通江河，上至青峪口，下至黑窝子，现在逐渐达到第一区之马家坪、大石桥、鸣胜场等地，纵长约二百华里，横约百余华里，产地飞花，不见得普遍，其中也许有不产的地方。此乃北路区产耳之概况。

其中东路第四区所属之洪口乡与万源交界的地方，近年亦能产耳。但所出的产品，实不能与北路所产的质料并驾齐驱，产量亦是以北路为最多。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，通江银耳的种植法又翻越巴山，跃出夔门，播向陕、鄂、黔、闽，泽被益见广远。时至今日，国内湘、豫、浙、赣、台、吉、辽、黑等省，国外日本、西印度群岛、美国、古巴、巴西诸国和地区皆有产出。

二、传播

由于银耳营养丰富，且具有药用之效，一经培育成功，便迅速推广、传播。至少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前，县北涪阳、陈河一带即已普遍种植。

据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五月涪阳鄢家沟娃娃岩耳农组织耳山会所立会碑（今俗称“银耳碑”）载，此地木耳“前色黑，丙申（1896年）俱白，丁酉尤甚”。

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五月《韩曹二地重积栮山会碑序》载：涪阳韩公坪、曹村沟一带在光绪二十四年（1898年）以前就成立了耳山会，是年以“白耳广出”（广出：方言，即大面积丰收）而扩建耳山会。

又据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涪阳火石岭屈家祠所立石碑则记载了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“佃大坟茔白耳树及排山得百余金”以更新屈氏宗祠。

这些都说明涪阳、陈河等乡在十九世纪末已经普遍大量种植银耳。不仅如此，银耳生产法还迅速传到县外。

据文献记载，清光绪末年传入万源县，至迟在民国十年已传入南江县。

民国二十一年《万源县志·食货门》记：“白耳始于清光绪末由四区刘家坝开办，渐及关坝，今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各区皆产。”

民国十一年《南江县志.物产》记：“近年附城一带复产银耳，产额蒸蒸日上，倘能逐渐推广，其利未可量也。”

又据民国期刊《实业》：“银耳自近年始有出品，行销上海。”

银耳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，曾引起民国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的关注。民国三十六年十月《四川经济季刊》第四卷第二、三、四期合刊载赵斌《通江的银耳》一文，对通江的银耳产地进行了粗略的统计：“查通江产耳的地区，可分东北两路，即今第三、四两区。先是北路第三区所属之陈家坝、新场坝沿小通江河，上至青峪口，下至黑窝子，现在逐渐达到第一区之马家坪、大石桥、鸣胜场等地，纵长约二百华里，横约百余华里，产地飞花，不见得普遍，其中也许有不产的地方。此乃北路区产耳之概况。

其中东路第四区所属之洪口乡与万源交界的地方，近年亦能产耳。但所出的产品，实不能与北路所产的质料并驾齐驱，产量亦是以北路为最多。”

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，通江银耳的种植法又翻越巴山，跃出夔门，播向陕、鄂、黔、闽，泽被益见广远。时至今日，国内湘、豫、浙、赣、台、吉、辽、黑等省，国外日本、西印度群岛、美国、古巴、巴西诸国和地区皆有产出。